菸的时候着

没了声音她还可以打电话。我另一个姊姊打长途电话给她。我说：你怎么接。她有一个扩音，着脸颊可以将声音扩大发。但她不会说话，也不肯到发声会去学。失掉声带的病人有个志愿组织叫作发声会，一个星期两次教病人发声。我姊去了两次就没去。‘发声很辛苦。’她写。所以有扩音都没用，只会发一些低音哇哇像青蛙一样的怪声。但她一样拿着话筒和我另一个姊姊讲长途电话。那问，她就拍打电话，是就一下，不是就两下，不知就三下，电话密码一样拍拍响。

走黑灰灰的湾仔街，对面是垃圾站，扬着我怀疑的臭气；但我已经习惯了，我无法再可以嗅到臭气，只是脑还半清醒的告诉我：一定很臭。

刚完手术的时候，在医院里她有一块小孩学字用的手写板，医院给她用的。不光是她，因为病房是耳鼻科，病人都割掉咙，或鼻，或者的某一小段，所以病人都会有这样的一块手写板。

她笑着摇摇。怎？如果她可以说。

我开始奇怪声音。为甚么那么容易有那么多话。为甚么谈话都可以变成表演（那么劣随便）跟国人一样那些叫作‘脱秀’（那个很多人都喜的汉堡包国家）。

他们说你不要写了，读者都不明白你在写甚么。你应该多考虑读者。

一次她发烧，肺炎，不肯院也不肯见医生，我正在上班忙得发疯，打电话给她叫她医院她就拍拍，拍拍的说不。我说了

‘我有一个。’她写。我偷来了一首小诗。

自从我姊姊割掉声带失去了她的声音以后，她开始写。

三天之后，我离开那间房间。我决定找一份工作。当律师吧。人人都说这是个好职业。

‘因为很开心，所以忘记了自己有病。’

就像回到她的年轻日。她是个笑的女。(待续)

因为声音太多

当所有人都争着说话。（能够沉默和静止真是好）

要么离开。要么改变我自己。

‘还有没有菸？’我问。

这真是间好房，很静。

他们都说很

每天下班的时候，不一定是我，但很多时候都是我最后一个离开。关上电脑关上影印机和冷气机，转望一下黑沉沉的办公室，电话不再响起，响也没有人会再接听。电梯走廊也是黑灰灰的。叮的一声只有我一个人步电梯，灰灰黑黑的无声向下沉，我见到银面里我自己灰青黑没有甚么表情的脸孔，和每天早上每一班地车所有挤上班的人的脸孔一样；没有甚么值得有表情的事情发生，最有表情的是广告脸孔，因为那是个虚幻世界。

每天跟我一样，有起码二百万人七时起床去挤士挤地铁上班，我没有权利觉得有甚么不好。

我来到黑暗房间的一边，不是另一边：另一边述说忏悔，这一边听。

开始是一个蜷伏的姿势。我记得那时我在西维尔，某一个假期，应该是一个十月份，星期四放假，星期五是一个本来应该下一个星期放的假期调过来放掉，周末是平日的周末，一共四天假期。同学们都城外游玩，住欧洲的甚至回了家。

如果我舞，我再也不需要音乐。

沉默并不如我庸俗的小说所想像那样赚人泪，那样悲情。

愤怒很短暂。蜷伏的姿势，我何其熟悉。

也学会听。说的话很少很少，只听。每说一句话都很小心，因为责任重大。

街有那么多声音，对街不知甚么地方在十几楼，有一群狗在狂吠，每天如是。

承受是那么艰难。（细细，你还在么？你还会说话么？你还那么纤幼细密么？）（噢，‘老的老，死的死’（到她真正懂得‘游园惊梦’的时候，她离开游园惊梦的心情与年纪已经很远了。）

每天准九时到达办公室。如果迟到的话，小跑着回去，每天都小跑着，我练得穿跟鞋小跑的本事。

但我觉得很静。我一甚么都听不见。

‘我只是觉得倦，以为睡着了便没事。’

伤痊愈以后，她就随带一个小本，写。

内里有耳。只听到静默的声音。

事人在批评他她的另一个律师，我总会制止他们，说：这些事情我不适宜听，我也不适宜任何评论，请你明白。

她咙就有一个

我姊总是微微笑的。没有了声音以后，她时常微笑。

我就觉得很绝望。这句话我二十年前听过了，而且一直听了二十年。我没有甚么可憎恨的人和事，所有事情都过云烟，不留痕迹。我只最憎恨他们说看不明白，要我迁就。读就读，不读就拉倒。我要迁就老早就迁就了，何必现在还半死不活的书一本一本死不断气的卖。

(下)

泪一直。累了，在床上睡一会。醒了又觉得，这样难。我只想很微小的、纵使也是微微放任的，但我又不会扰任何人的生活着，没有人要害我，也没有人要孤立我，我不那么重要，但就这样莫名奇妙无法以我愿意的生活方式生存下来。

说开始像写。不那么容易。

她得到她要得到的。穷她一生。她要得到的不是静默，智慧或世间的华富贵。

她没话。所以就微笑。我从来没有见过她那么多的微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