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唐至周，庙制不同，而皆七世。自周以上，所谓太祖，非始受命之主，特始封之君而已。今僖祖虽非始封之君，要为立庙之始祖。方庙数未过七世之时，遂毁其庙，迁其主，考三代之礼，未尝有此。汉、魏及唐一时之议，恐未合先王制礼之意。臣等窃以为存僖祖之室，以备七世之数，合于经传事七世之明文，而亦不失先王之礼意。”诏恭依。

戊寅，以翰林学士、权三司使蔡襄为修奉太庙使。襄乃以八室图奏御，又请广庙室并夹室为十八间；从之。

帝自感疾，即厌服饵，韩琦尝亲执药杯以进，帝不尽饮而却之，药污琦衣。太后亟出服赐琦，琦不敢当。太后曰：“相公殊不易。”皇子仲针侍侧，太后曰：“汝盍自劝之！”帝亦弗顾。

丁亥，诏：“今岁制科举人著作佐郎赵商等十七人权罢，将来到场，便赴秘阁就试。”商，安仁人。

以兵部郎中、权判大理寺陈太素知明州。太素任刑法二十馀年，朝廷有大狱，疑则必召与议。每临案牍，至忘寝食，大寒暑不变。子弟或止之，答曰：“囹圄之苦，其不堪甚于我也！”以耳疾，数求罢；执政以为任职，弗许；久之，乃出守。

癸巳，司马光上太后及帝疏曰：“皇帝圣体平宁之时，奉事皇太后，承顺颜色，宜无不如礼。若药石未效，而定省温清，有不能周备者，亦皇太后所宜容也。孔子曰：‘孝哉闵子骞！人不间于其父母昆弟之言。’盖言诚信纯至，表里著明，而它人不能间也。孟子曰：‘父子责善，贼恩之大者。’盖言骨肉至亲，正当以恩意相厚，不当较辎铢之是非也。伏望皇帝思孔子之言，皇太后无忘孟子之戒。万一奸人欲有开说，涉于离间者，当立行诛戮，以明示天下，使咸知谗佞之徒不能欺惑圣明也！”

帝初以忧疑得疾，举措或改常度，遇宦官尤少恩，左右多不悦者，乃共为谗间，两宫遂成隙。太后对辅臣尝及之，韩琦因出危言感动太后曰：“臣等只在外见得宫家，内中保护，全在太后。若官家失照管，太后亦未安稳。”太后惊曰：“相公是何言！自家更切用心。”琦曰：“太后照管，则众人自然照管矣。”同列为缩颈流汗。或谓琦曰：“不太过否？”琦曰：“不如此不得。”间有传帝在禁中过失事，众颇惑之，琦曰：“岂有殿上不曾错一语而入宫门即得许多错！琦固不信也。”传者亦稍息。

戊戌，山陵使韩琦奏：“山陵诸顿所调物过多，乞选朝臣一员付之计度。”乃命盐铁判官楚建中往裁其数。时三司使蔡襄总应奉山陵事，凡调度供亿皆数倍，劳费既广，已而多不用，议者非之。

帝疾既平，犹未御正殿。御史中丞王畴上疏曰：“今四方之人，翘足引首，倾耳注目，愿观新政者，累月于兹，而未御正殿以见群臣。议者皆谓圣躬既已平复，但以未经先帝卒哭，不忍视朝，此实天子之孝逾于高宗矣。今易月之期已在卒哭之外，惟引礼割情，顾思大谊，早御前殿，南面听政，赫然日升，万物咸睹，臣民之望也。”

秋，七月，乙巳，以侍御史吕诲为起居舍人、同知谏院。

辛亥，知谏院司马光言：“窃见诸路转运使、提点刑狱、知州、军事各遣亲属进贺表至京，朝廷不问官职高下，亲属远近，一例推恩，此盖国初承五代姑息籓镇之弊，后来因循不能革正。国家爵禄，本待天下贤才及有功效之人，今使此等无故受官，诚为太滥。今纵不能尽罢此等恩泽，其进表人若五服内亲，或乞等第受一官，其无服非亲属者，并量赐金帛罢去，庶几少救滥官之失。”同修起居注郑獬亦以为言，且曰：“昔真宗初即位，有事于南郊，旧例群臣皆得迁秩，而真宗以为侥幸太甚，遂命止加勋阶。真宗已尝革滥赏于南郊之初，则陛下亦宜绝缪恩于登极之后也。”执政谓已行之诏难于复改，遂寝其议。

壬子，初御紫宸殿，中书、枢密奏事。帝自六月癸酉不循殿，至是始见百官，感恸者久之。其后只日御前殿，双日御后殿，惟朔望则前后皆不御，至祔庙，始如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