说话当然是有份量的。他也许早在台长面前夸下海口，说和我家关系如何如何之类。台长眉开眼笑，如释重负，赶快把这千斤重担放到了黎海民肩上。

他来跑过几次，但那时的社会风气和现在不能比，没人会为这种事讲话，结果台长的公子被判了十年徒刑。有一天我偶然问起他这件事，他说：“判刑了，十年。他妈的台长都不理我了。”然后哈哈大笑不止。

后来好一阵子听不到他的笑声了，便打听，原来他已经借调到北京去了，在中国农民报当编辑。

我那时常到北京乱跑，因为坐火车不用花钱…我们的一位朋友当时在铁路公安局工作，任务是反修特，实施方式是每周两次乘车去北京，在北京登上开往莫斯科的国际列车，到了边境口岸二连浩特再返回来。

就这么点事儿。

我于是就跟着他往北京穷跑，坐软卧吃大餐不用考虑钱的事儿。

听说他调到北京了，我们几个朋友就决定去北京找他玩儿，一起登上了反修列车。

到了先给他打电话，约他中午出来吃饭。一听有饭局，还是老朋友专程来北京请他吃饭，乐得哈哈大笑。那时的饭菜真便宜，东风市场二楼餐厅，七八个人胡吃海塞一顿也就十几不到二十块钱。吃饱喝足没地儿去了，黎海民说到我单位喝茶去。大家说好，就一起去。他们那报社就在王府井大街上，十几分钟就到了，我记得是一个破院子，和《新观察》好像在一起。

临进门儿，黎海民就嘱咐我们说话小声点儿，说是中午大家都在午睡。这我明白，全世界就咱中国人睡眠不足，一到中午就迷忽。党和政府一看也干不成别的，就决定顺应民意，一律开睡。进去一看果然，大伙儿都在自个儿办公桌上趴着睡呢，屋里只有一张行军床，上面躺了个大肚子胖老头儿，正咧着嘴一儿声高一声儿低的打鼾。黎海民说那是我们社长兼总编。条件儿实在够简陋的，跟现在不能比。

黎海民给我们沏上茶，就开始闲扯。他嘱咐我们说话小声儿，自个儿却忘了，说话比谁都声儿高。有同事表示抗议了，说大中午的你们不能小点儿声儿？黎海民倒来劲了“说什么呢说什么呢？也不睁眼看看，我行走江湖时的哥儿们来了，能小声儿吗？”

那人再不说话，又趴桌上了。

黎海民是个爱笑爱闹的人，让他跟一帮朋友在一起而不笑不闹，还不如让他去死。才片刻功夫，他就和我们的执行反修特任务的警察朋友在宽敞的办公室里追逐起来。他绕着桌子跑，一边跑还一边招他“来呀！来呀！”我们那朋友到底是警察，几步就追上了黎海民，双手往他肋间一抱，他被碰到了痒痒肉，哈哈大笑起来。朋友一看这招儿灵，使足了力气挠他痒痒。他又蹦又跳，最后一跃而起扑到胖总编肚子上，一边大笑不止，一边还四肢乱挣。

我们一齐拍手喝彩。

他因此失掉了在北京工作的机会。

他毫无沮丧，直接从北京去了广州，在广东省外贸进出口公司做了个部门小经理。而且不光他去了，太太也调去了，在刚刚建成的白天鹅宾馆干一份闲差。我知道这一定是得了那位领导人的济，他刚复出时在那里任过省委书记的。

从他到广州以后，我们就难得见面了。我也去过几次广州，可每次他偏偏都不在。后来听说他去了希腊，发财了。慢慢的，大家都忙，也就忘了这个人了。

1996年春天我回国组织集装箱，他突然找上门儿来了。多年未见，十分欢喜。问及他父母和太太情况，才知道他父亲后来调任天津一所大学任校长，长，先是举家迁往天津，后来老爸又调商业部任职，全家又迁往北京。如今父亲已经去世，母亲还十分硬朗，在北京孀居。太太一个人在广州工作，儿子今年高考，目标是清华大学计算机专业。又瞎扯了一气，他突然提出要去布拉格发展，希望我能给他发邀请书并做经济担保。我说你在希腊好好的，到捷克干什么？希腊怎么说也是老牌资本主义，又是人类文明发祥地之一，难道不比捷克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