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风雨飘摇中维持下来，没有关门大吉。来这儿照应的都是老主顾，钱师长也常来。他早退了休，靠几十年宦囊积蓄在台北做寓公，已是须眉皤然的老人了，这几年举手投足，更添了几分学者般的飘逸与悠闲，优悠中又带着一点淡淡的伤感，和那些三十年前飘洋过海的老军人们一样，总觉得到老连归葬的坟地也看不到似的，心里虚。

是书h钱师长还不如我还存分实实在在甘明卜k他却不、行。要是照着浅沼先生的说法，凡当过国军营长以上、三青团区队长以上、一贯道点传师以上的人员，按大陆上的法律都要以反革命论处。钱师长半生戎马，杀人无其数，共产党绝不会饶他。我曾经忍木住怀着孩子般的好奇仔细注意过他的那双手，竟是那么细弱、柔软，而且白得象女人，指甲也修得很精心，谁能想到这双手已经在血泊里浸泡了二十年啊！钱师长对大陆曾经那么深恶痛绝过，如今老了，也变得停停怀放了，常忍不住登高远望，向着落日余晖，用发哑的嗓门儿歪歪扭扭吼两段莱芜梆子，吟几句思乡感怀的诗文。可是“人言落日是天涯，望极天涯不见家”他的生年是回不去了，他回去，人家共产党就是杀了他也是不冤的，所谓君子之仇，十年得报，这已经三十年了。他呢，也早已绝意归途，只能悲歌当泣，远望当归，聊以胡思乱想罢了。

而我的盼头居然来得比想像的还快，1981年的夏天，不期然接到了儿子的一封短短的信，我高兴得发狂。现在我想不起那封信具体都说了些什么，总之是问我好，并且说他也很好，现在在～家饭店里当服务员，只是经济紧张，希望我能寄些钱去。

尺读之中，我仿佛听见了小成抱着我的腿哭喊的回声，那声音唤起我深理多年的亲子之爱。当天我就写了一封长长的回信，并且把我存在银行的全部美元取出来，一块寄到日本，托浅沼先生给儿子寄去。敏芳，一也许只有你才能体会我当时的兴奋，我总算能够尽一点人父之责了，我是个父亲啊！

从那天起我戒了酒。五个月之后，小成又来信了，还是那么短，问候之外还是要我再寄些钱去。我又寄了，并且又写了一封长长的信，依依山水之恋，倦倦父子之情，字里行间，意犹未尽。我日日夜夜等着他的回音，希望他别那么匆忙，别那么简短，我盼着他能耐心地和我这个孤身在外的老父亲叙叙家常啊！

我等了整整一年，神不守舍的一年。

论人之常情，儿子不会这么久不理我，我预感到出了什么事。

果然，一天中午忽然有几个警察到樱楼来，要我去警署说话，不许我多问，也不许我回家，粗暴地要带我走。那时我突然想起三十几年前在同仁堂门口被几个警察绑架的一幕，于是说死也不肯走。可那些警察威胁说这是依法传讯，如果我拒传事情就更麻烦，樱楼的伙计们也纷纷劝我不要吃眼前亏，先去了再说。我当时真想，如果小成在，如果他还能紧紧抱住我的腿，那我就是死，也不会跟他们走的。可我是一个人，从肉体到精神都是孤单单的一个人，我就是真的回不来了，人们无非茶余饭后做个谈资，没人会像你，我的妻；像小成，我的儿，那样悲痛洒泪！没有人会！

他们把我带到台北景美警察分局，说是传讯，可往地下屋里一关三天不闻不问。

我惦念我的鸽子，想着谁会去给它喂食喂水色＠＠回回＠

到了第四天，他们像是才想起来似的，把我叫去问话，问话的是个麻子，他拿出一封信给我看。

“知道是谁写的吗？”

这当然是明知故问，那正是小成的来信，短短的，不知写了些什么。

“是我儿子的信。”

“你儿子是共党的什么干部？”

“他不是干部，是饭店的侍者。”

“你还想赖？”警察老练而邪恶地笑着，‘你看看这张信纸吧，认识共党的简体字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