就到了１９４８年年底。解放军把北京城团团包围住。胡适校长从南京派来了专机，想接几个教授到南京去，有一个名单。名单上有名的人，大多数都没有走，陈寅恪先生走了。这又成了某一些人探讨研究的题目：陈先生是否对共产党有看法？他是否对国民党留恋？
据后来
版的浦江清先生的日记，寅恪先生并不反对共产主义，他反对的仅是苏联牌的共产主义。在当时，这也许是一个怪想法，甚至是一个大逆不
的想法。然而到了今天，真相已大白于天下，难不应该对先生的睿智表示敬佩吗？至于他对国民党的态度，最明显地表现在他对蒋介石的态度上。１９４0年，他在《庚辰暮
重庆夜宴归作》这一首诗中写：“
蛤那知天下事，看
愁近最
楼。”吴宓先生对此诗作注说：“寅恪赴渝，席中央研究院会议，寓俞大维妹丈宅。已而蒋公宴请中央研究院到会诸先生。寅恪于座中初次见蒋公，
觉其人不足为，有负厥职，故有此诗第六句。”
即“看愁近最楼”这一句。寅恪师对蒋介石，也可以说是对国民党的态度表达得不能再清楚明白了。然而，几年有一年的
天，中山公园的藤萝开满了紫
的朵，累累垂垂，紫气弥漫，招来了众多的游人和
蜂。我们一群弟
们，记得有周一良、王永兴、汪等，知先生
。现在虽患目疾，迹近失明，但据先生自己说，有些东西还能影影绰绰看到一团影。大片藤萝的紫光，先生或还能看到。而且在那
兵荒
、
价飞涨、人命微浅、朝不虑夕的情况下，我们想请先生散一散心，征询先生的意见，他怡然应允。我们真是大喜过望，在来今雨轩藤萝
，找到一个茶桌，侍先生观赏紫藤。先生显然兴致极。我们谈笑风生，尽
而散。我想，这也许是先生在那样的年
里最愉快的时刻。不记得是在什么时候，寅恪师也来到北京，仍然住在清华园。我立即到清华去拜见。当时从北京城到清华是要费一些周折的，宛如一次短途旅行。沿途几十里路全是农田。秋天青纱帐起，还真有绿林人士拦路抢劫的。现在的年轻人很难想象了。但是，有寅恪先生在，我绝不会惮于这样的旅行。在三年之内，我颇到清华园去过多次。我知
先生年老
弱，最喜当年住北京的天主教外国神父亲手酿造的栅栏红
酒。我曾到今天市委党校所在地当年神父们的静修院的地下室中去买过几次栅栏红酒，又长途跋涉送到清华园，送到先生手中，心里颇觉安
。几瓶酒在现在不算什么。但是在当时通货膨胀已经达到了钞票上每天加一个零还跟不上价飞速提的速度的情况下，几瓶酒已经非同小可。还有一件事，也给我留下了毕生难忘的回忆。在解放前夕，政府经济实已完全崩溃。从法币改为银元券，又从银元券改为金圆券，越改越
，到了后来，到粮店买几斤粮，携带的这币那券的重量有时要超过粮本
。学术界的泰斗、德望重、被著名的史学家郑天
先生称之为“教授的教授”的陈寅恪先生也不能例外。到了冬天，他连买煤取
的钱都没有，我把这情况告诉了已经回国的北大校长胡适之先生。胡先生最尊重最护确有成就的知识分。当年他介绍王静庵先生到清华国学研究院去任教，一时传为佳话。寅恪先生在《王观堂先生挽词》中有几句诗：“鲁连黄鹞绩溪胡，独为神州惜大儒。学院遂闻传绝业，园林差喜适幽居。”讲的就是这一件事。现在却
到适之先生再一次“独为神州惜大儒”了，而这个“大儒”不是别人，竟是寅恪先生本人。适之先生想赠寅恪先生一笔数目颇大的
元。但是，寅恪先生却拒不接受。最后寅恪先生决定用卖掉藏书的办法来取得适之先生的元。于是适之先生就派他自己的汽车——顺便说一句，当时北京汽车极为罕见，北大只有校长的一辆——让我到清华陈先生家装了一车西文关于佛教和中亚古代语言的极为珍贵的书。陈先生只收２000元。这个数目在当时虽不算少，然而同书比起来，还是微不足的。在这一批书中，仅一
《圣彼得堡梵德大词典》市价就远远超过这个数目了。这一批书实际上带有捐赠的
质。而寅恪师对于金钱的一芥不取的狷介格，由此也可见一斑了。海。在克家的榻榻米上住了一段时间。从上海到了南京，又睡到了长之的办公桌上。这时候，寅恪先生也已从英国回到南京。我曾谒见先生于俞大维官邸中。谈了谈阔别十多年以来的详细情况，先生十分
兴，叮嘱我到
鸣寺下中央研究院去拜见北大代校长傅斯年先生，特别嘱咐我带上我用德文写的论文，可见先生对我护之以及用心之细。这一年的
秋，我从南京回到上海，乘船到了秦皇岛，又从秦皇岛乘火车回到了阔别１２年的北京（当时叫北平）。由于战争关系，津浦路早已不通，回北京只能走海路，从那里到北京的铁路由国少爷兵把守，所以还能通车。到了北京以后，一片“落叶满长安”的悲凉气象。我先在沙滩红楼暂住，随即拜见了汤用彤先生。北大当时的规定，从海外得到了博士学位回国的人，只能任副教授，在清华叫
专任讲师，经过几年的时间，才能转为正教授。我当然不能例外，而且心悦诚服，没有半
非分之想。然而过了大约一周的光景，汤先生告诉我，我已被聘为正教授，兼东方语言文学系的系主任。这真是石破天惊，大大地我意料。我这个当一周副教授的纪录，大概也可以
吉尼斯世界纪录了吧。说自己不兴，那是谎言，那是矫情。由此也可以看老一辈学者对后辈的提携和护。在这三年内，我同寅恪师往来颇频繁。我写了一篇论文：《浮屠与佛》，首先读给他听，想听听他的批评意见。不意竟得到他的赞赏。他把此文介绍给《中央研究院史语所集刊》发表。这个刊
在当时是最
权威的刊，简直有“一登龙门，声价十倍”的威风。我自然
到受
若惊。差幸我的结论并没有瞎说八，几十年以后，我又写了一篇《再谈“浮屠”与“佛”》，用大量的新材料，重申前说，颇得到学界同行们的赞许。在我同先生来往的几年中，我们当然会谈到很多话题。谈治学时最多，政治也并非不谈但极少。寅恪先生绝不是一个“闭门只读圣贤书”的书呆
。他继承了中国“士”的优良传统：天下兴亡，匹夫有责。从他的著作中也可以看，他非常关心政治。他研究隋唐史，表面上似乎是满篇考证，骨里谈的都是成败兴衰的政治问题，可惜难得解人。我们谈到当代学术，他当然会对每一个学者都有自己的看法。但是，除了对一位明史专家外，他没有对任何人说过贬低的话。对青年学人，只谈优，一片护青年学者的
忱，真令人肃然起敬。就连那一位由于误会而对他专门攻击，甚至说些难听的话的学者，陈师也从来没有说过半句褒贬的话。先生的盛德由此可见。鲁迅先生从来不攻击年轻人，差堪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