译成日文,也结交了一些日本朋友。十几年来跑过很多国家,虽无大的长进,至少这点常识还是有的:任何国家任何民族内部,都有好坏人之分,而好人总是占大多数。如今,不管是对西洋人、东洋人或是中国人,作为个人,我都以一个人的平常心去对待。“平常心”是个佛家语,也是全世界人一体化观念的最好表述。
第一位翻译我作品的是北海道大学的年轻学者野泽俊敬。他干里迢迢一人跑到偏僻的宁夏,就为了与我面谈,弄懂《绿化树》中的几个问题,其实这些问题通信中也能解决。他的敬业精神感动了我,当他提出出版这本日文本的出版社是个小企业,付不出较多的版税时,我马上表示主动放弃版税,帮助他顺利地出版第一本译作。译本不久就出来了,虽没给我支付版税,但邮寄来两大箱装帧得很好的样书,并附了一封诚恳的感谢信。
我自然是和中国人打交道的时候多,所谓人生经历就是个不断和人交往的过程。碰见的中国人有可气可笑的,碰见的外国人中免不了也有。接下来的故事,就不那么令人愉快了。东京有家大出版商名日“二见书房”连续翻译出版了我两部书一一《男人的一半是女人》和《早安朋友》(日文译本为《早熟》),不但没给我打招呼,样书也不给,更不用说版税了。中国人向来有“不蒸馍馍争口气”的说法,于是趁日本共同社上海支局长高田智之采访我,就让他评理,他听了极为我不平,写了篇报导登在日本报纸上。“二见书房”招架不住,终于通过高田先生给我来了封信,大意说,当时考虑到张先生不便(指《男人的一半是女人》受到批判),所以我们自行翻译出版了,现在我们表示深深的“谢罪”整封信里找不出“版税”二字,真有点幽默感。我回信道,你们的信使我想到一则寓言:一个姓张的小贩在集市上卖酒,人告他卖的是假酒,把他拖到派出所,而另一个小贩趁机将酒拉到别的市场上去卖了。等张姓小贩弄清是非出来,找这小贩要酒钱,这小贩却说,您老人家那时在派出所,设法跟您联系,现在我表示深深地“谢罪”酒钱嘛,没有的!最后,我不客气地告诉他们:“收回你的谢罪,付出你的现款!”
这事也就不了了之。世界上到处都有痞子“全球同此凉热”有什么办法呢?直到1993年宁夏书法家代表团访问东京。柴建方还看到超级市场里摆着我的作品。他买了一本回来,定价1300日元。据说此书发行的时候日本各大报登出大幅广告,说是“现代中国的《金瓶梅》”(那时《废都》还未出版)。把我抬举了一番,我还不领情。
痞子过了又遇见君子,因而不用“平常心”来对待所有的人怎么能行?日本有一家文学协会,翻译出版了我的《土牢情话》,译者大望浩秋。有“二见”的经验,我压根没想到要钱,而他们却托人把版税带到北京,尽管不多,我竟有喜出望外的感觉。中国人似乎向来有个“人心换人心”的传统心理,钱可以不要,人心非要不可。如今你给了人家一张热脸,而人家却给你一个冷屁腔,怎么也叫我想不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