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一下，医生清醒了，抖擞起神，忙着找值班的，找护士，找司药，终于把他们母安顿在病房里。

这医生是四川人，去年探亲回来，又是棕箱竹篮，又是木家，撂在大河沿找不到车，看要变天了，急得团团转。那次是我帮他拉回家的。当时他千恩万谢，一定要给我什么，我没有拿，他就说，以后有事找他，他绝对帮忙。这回果然用上他了。

我说：“没有啥！孩怎么样了？”

她抬看见我站在床前，睛忽然一亮，不好意思地说：“那晚上对不起你。我是…吃亏吃怕了。”

我加大油门，飞也似地扑向库尔勒。一路上，只听见风在隙里尖厉地叫，前的公路像立起来了一般，往我们面前直地倒下来；公路两边黑漆漆的影一闪而过。路上已经没有车，谁也不妨碍我把行车速度加快到最大限度。我还从来没有开过这么快的车，只觉得前车在我手掌心里蹦蹦地，好像随时会飞去一样。我烟也顾不上了，两手得汗都冒来，怕驾驶盘从手中掉。

我看了看坐在车上的妇女，说“不错，是我的！你快吧！”

一个星期后，我从喀什回来。我想，虽然不是我的事，也应该去谢谢那个医生。我提了五十斤有名的阿克苏香稻米，跑到医生家去。

我更半夜把车停在这荒郊野外，妇女又害怕的样，在车座上搂着孩缩成一团。我没有灭大灯，这些事尽量离她远一。等我上了车，妇女好像松了气，第一次用依赖的语调小声问：“到库尔勒能找到医生吗？”

矮个医生一见我，就指着我鼻笑开了。“你搞的啥名堂哟！”他说“那上海‘埃亚拉’（埃亚拉：维吾尔语，妇女的意思。）说本不认识你，还要当人家娃儿的爸爸哩！人说‘车船店脚牙，不死也该杀’，你也是没有一句实话，害得我那晚上连觉也没睡好。”

她说：“孩是急肺炎，医生说晚来一步就完了。那晚上亏得你…”她一脸激的样，睛里也的。我倒难为情了，就低下来逗孩。

这当儿，孩的呼微弱下来，额上，上还打着冷战，已经在昏迷状态。妇女直淌泪，蓝的路灯照着她亮晶晶的泪。她一主意也没有了，只好由着我的主张。

没有我的事了。我把车开到“二招”放了，寻个房间打了个盹。天一亮我就上了去阿克苏的大路。

车翻越了贺拉山，到了孔雀河边，箱里的沸腾了，车嘶嘶地直叫，像一匹被追赶得不过来气的。我下车，一面说：“你别怕，别怕，前面就到库尔勒了。”一面拿榔，敲碎了一块冰，把冰沫撒在散上。

针还难。我把车在空的焉耆大街开来开去，转了一家医院和两家诊疗所。房里都亮着灯，值班的却不见，叫破嗓也没人应，反而耽误了将近一小时。

卸了车，晚上没事，听着招待所里的人拉胡琴、唱“样板戏”心里也好像那胡琴的弦一样瞎跑调，总也静不下来。脆，去看看孩吧。

记者同志，人只要取得了别人的信任，就有力量他非要把那事情办成不可。我心里想，就是医生钻到炕里，我也要把他揪来！

医生笑着打趣我：“你的娃儿好了，明天就可以院了。”

我提着两筒罐走病房，一就看见她坐在孩旁边。孩躺在床上，正指手划脚地跟她咿呀咿呀地说话。这时，我才看清她。她并不是“羊杠”多只有二十六、七岁，一对大睛，脸黄黄的，神情带着一忧伤。当她俯下看着孩的时候，我发现她是个很温柔善良的女人，和那晚上发疯似地拽着我胳膊时完全不一样。

车到库尔勒，已经是凌晨了。我没有开向医院，直奔到我认识的那医生家去拍门。

“谁呀？谁呀？”拍了半天，医生醒了，好不兴地问。

“妈的！走！”我气呼呼地爬驾驶室。“上库尔勒！那儿有一个我认识的大夫。”

我连声说对不起、对不起，又问孩后来怎么样了。

我说：“我呀！你忘啦？…”

医生穿好衣裳开开门，迷迷胡胡地：“是哪个的娃儿？是你的娃儿么？”

我说：“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