议事机关叫政事堂。政府法令、军国大计，须用皇帝诏书颁行的，通通先由政事堂开会决议，形成正式文书，送皇帝审批。皇帝同意，则划一敕字，再由政事堂加盖中书省、门下省之章下发。倘若没盖政事堂的印章，诏书即是非法的。哪怕是皇帝审定的诏稿，只要中书省或门下省不同意，就有权将诏书退回重新起草。商场厚黑学》、《
际厚黑学》、《情场厚黑学》，好像中国留一个人不厚黑就不心甘似的。不知厚黑者们还有兴趣玩君
这个古老的游戏吗？如果还有此雅兴的话，那么“无毒不丈夫，量小非君”便成了很有意思的方程式：“无”字后面可视其需要，随意代
“厚”、“黑”、“贪”、“假”等等变量。运用之妙，存乎一心。近读史书，知
皇帝金
玉牙之说，大
上只是民间附会。至少在清代以前，并不是皇帝随便说句什么话都是圣旨。西汉的皇室很自律，所谓休养生息就是汉文帝最先提
来的，后来历朝皇帝多有效法者。汉代有内朝、外朝之分，内朝即皇室，外朝即政府。皇室和政府职权上有划分，即便财政收也是“分税制”大司农的收归政府支
，少府的收归皇室支。皇室是不能随便糟蹋纳税人的钱的。这
规矩，后来历代大沿用。汉初皇帝的私人办公厅只有尚书四人，而且多帮皇帝
理事务
工作，政务职权有限；然而作为政府首脑的宰相，属下却有十三个
门，时称十三曹，机构比皇帝亲自掌
的庞大多了。当时各曹相当于现代各委办，比方奏曹相当于中央政府办公厅，词曹相当于最法院，尉曹相当于通，兵曹相当于国防，贼曹相当于公安，等等。国家有什么大事，皇帝并不可以随便叫
边的尚书起草个圣旨，就诏告天下。诏书不过是以皇帝名义下发的政府文件，
的技术
作得由政府首脑宰相负责。皇帝和宰相之间便有制衡，诏书也就不至于胡
来。当然，也有皇帝独裁的，也有宰相专权的，那多是个人原因或个别现象，并且是有悖制度或法理的。宋代仍袭旧制，但较之唐代，则削减了相权。唐代的皇帝诏书是先由宰相负责在政事堂议定诏稿，书面呈送皇帝用印，皇帝行使的只是同意权。而宋代则先由宰相初拟意见，面呈皇帝，退而起草，再呈皇帝终审。程序变了，皇帝事先发言权就扩大了。即便如此，皇帝仍不可独裁。宋太祖二年，三位宰相同时离职了，皇帝要任命赵普当新宰相。但皇帝不能下达没有宰相副署的诏书，还真难煞了赵匡胤。文武百官争吵了好大阵
，才勉
寻了个变通办法，由开封府尹会同一批相当级别的“级
”共同在诏书上画了押。不过皇帝越到后来越聪明，知一
儿扩大自己的权力。比方宋代以前，宰相同皇帝商量事情，可以在皇帝边坐下来。但赵匡胤存了些心机，据说当新任宰相赵普第一次朝见他时，他示意太监把边的座位搬走了。赵普只好恭恭敬敬站在皇帝边，伏首贴耳。现代国际有所谓习惯法，其实中国古人是最懂得执行习惯法的。赵普之后，大臣只能站在皇帝跟前议事，就成了以后历朝继承的习惯法。古时真正的政治黑暗，当属元、清两代统治时期。元朝
主中原后，蔑视大汉文明，享国只有短短八十多年，还没有来得及学会同汉人相，就回
草原了。元代治国之术大致可用金戈铁四字概括，政治制度及理念上基本无所建树。皇帝总是一代学一代的，清代皇帝就记取了蒙古人的教训，知尊重汉人传统政治里面的好东西。诏书的变迁王跃文
明代开始，相权更加弱了。朱元璋
了件很有创见的事，就是废除宰相，改用内阁大学士。朱元璋又比赵匡胤会打个人算盘。内阁大学士不算正式的政府机构，只是皇帝的私人办公厅。因此，从制度设计上，皇帝成了真正的政府首脑。但是，也因为习惯法的缘故，随着时间推移，内阁大学士就越来越像了宰相的角
。而且，一如唐宋旧制，皇帝诏书正式颁布之前，先得发给六尚书，只要他们有异义，可以原封不动退回皇帝诏稿，这也就制约了皇帝的独裁。这情况发展到另一极端，就是文官集团同皇帝暗中对抗。比方万历皇帝几乎以消极怠工的方式同文武百官毕生周旋。明代皇室家风特殊，大概同朱元璋个人素质有关。作为一个没多少文化的
人，朱元璋更多的是把大明天下当作自己挣下的私人家业。开国之初，他大杀功臣，冤狱不断，就连皇太都看不过去，
言劝谏。朱元璋当时只当没听见，次日却把一条棘杖放在地上，叫皇太捡起来。皇太面有难，不知父王用意何在。朱元璋就说：手杖有刺会扎手的，我替你把刺去掉再给你，这个手杖就好用了。朱氏家族要把这份家业千秋万代传下去，当然要尽量削掉别人的权力。盗贼们
犯科，从来不去想什么君小人的大理。他们常常
夜里撬门室，在劫人钱财的时候，也伏在人家屋梁上顺便看些人间闹剧，自然也看到了君们黑夜里的派。他们见识多了，发现天下不少君同自己原是一类。这群人便欣欣然接受了“梁上君”的雅称。君
既如此，小人看得明白，便不再脸红，不再胆虚，不再费心思为自己找什么圣训。他们偶尔也看见边有真正的君，就同几个意气相投者凑在一起，掩嘴而笑：让他君去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