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被推在主席台上就坐，烈的灯光照得他睛也睁不开。他朝边看了看，边坐着的都是大腹便便的领导，清一的中山装，惟有他穿的是一件布襟大褂，许多人都伸手与他握手，那手也是那样的柔细腻，而他的手却糙得象一张砂纸。当时，他虽有些不大自然，但很是动，动得说不话来——因为事先就有人给他待过，不论到什么时候，都不要多说话，担心他言多必失。要说只须说四个字：你好，谢谢，就行了。可到了那场伙，一激动他竟连这四个字都忘了。掌声、鲜、闪光灯，都一起向他簇拥而来，他变成了一个呆，不知如何是好，只会裂着嘴傻笑，不停地着…他本就不知是怎么稀里糊涂地结束这次会议的，后来回想起来，他自己也觉得有些好笑。

要创造条件，再立新功谈何容易，他一个孤老还有哪些事可以呢？这使他很费了一番脑，他一连想了好几天，才想一些他可以的事来。他决定为集要更多的活，不当闲人，不吃闲饭。只有这样，才能算是创造条件，否则，那就是停在原地踏步。于是，天来了，田里撒了稻谷，他扛一竹竿，守在田边赶，驱雀儿，免得它们啄；秧了，他给大伙准备扎秧的稻草，有时人手时，他还下田帮助扯扯秧；割谷时，他一破草帽，着炎炎烈日，担两只桶，一一地给正在割谷的大伙送茶；收割完后，他又帮着去晒稻草，拾田里的稻穗…他不断地给自己加压加码。当然，给喂的绳还是要搓的。不过这只能全的放在夜间了。黄书记还对他说过，共产党人要怀世界，放全球，不能仅仅局限在一个小小的生产队。因此，他搓绳的任务反而比以前更重了——一个大队的绳他都包了下来。这样一来，他白天要事，夜里搓绳，实际上他每天工作的时间，比过去工挣工分的时间还要长，还要辛苦，半年下来，他瘦了许多，女儿们来看他，见他那满脸倦容和憔悴，便劝他要护自己的，不要听那些再立新功的鬼话了。他听了非常生气，只差要挥手她们几个耳光，他把女儿赶了家门。他耳朵里不能有这些不步、不健康的声音腐蚀他。

生产队这年因旱减了产，大伙的粮都减了一大截。这时，坤伯主动提来让队上把他的500斤粮也减去200斤，只付给他300斤就行了，上级规定，五包的粮无论是丰年歉年，都必须要保证的。他一提，队长问他，300斤，一个月才25个谷，怎么吃。他说，这你不用，我自有办法。其实，他有什么办法，还不就是作践自己勒自己的带。他有他的想法，他觉得自己是共产党员，是先，关键时刻如果不积极带，别人会怎么看，还象个先吗？于是，他每天都瓜菜代，洋芋、红薯、萝卜这些可以当粮吃的东西，都成了他的主粮。一次，二女儿从家里来看他，正碰上他不在家，女儿揭开锅盖一看，锅里只有几个冰凉的小红薯，再推开碗柜门看看，柜里除一碗咸菜外，什么也没有。顿时，女儿的泪只象一串线断了线的珍珠，簌簌地直往下掉。坤伯回来后，女儿问他，队上为什么不给你称粮？坤伯把队上旱减产，他主动只要300斤粮的事跟女儿一说，女儿嗔怪他说，你命都不要了，还要那名什么？那名是能当饭吃，还是能当衣穿？坤伯上截住女儿的话。他不准女儿这么说，说女儿人虽然年轻，思想怎么这样落后，比他这个老还不如。女儿见劝没用，只好抹着泪回家，回去发动她的大和三妹，要他们都从自己那也不宽裕的粮中，省上几，给爹凑几斤粮，好救救他的命。

第二年，大队换了一批工作队，住在他队上的还是县里的一个主要领导——一个姓黄的县委副书记，黄书记仍然住在坤伯家——本来这回队长没把黄书记安排在他家住，而黄书记却持一定要住在坤伯家里，也许是想对坤伯重培养吧！黄书记对坤伯的确很关心，没多久便介绍坤伯加了党组织，成为了无产阶级先锋队的一员了。党后，黄书记又对坤伯说，老孟啊！你现在不是普通人了，是党员，又是省里的先，你要在原来的基础上再接再励，更上一层楼，积极创造条件，争取当全国的先，上北京去见主席。坤伯听了黄书记的话，只觉得血沸腾，直往上涌，他把这些话，牢牢地记在心里。他心里很明白，这既是领导对他的关心和信任，也是对他提的更的要求，他虽然不会说太多的客气话，但听得多了，其中的一两句他还是记得的，他便向黄书记保证，请领导放心，我会加倍努力的。

已经到过省城，这是他平生去得最远的地方了，一回来，别人见他到过大地方，看过岸，都向他问长问短，问他看到些什么新鲜东西，要他给大伙讲得听听，好享享耳福。他呢！许多东西他说不来，只会说，那城里的屋才呢，一看，帽就掉下来了；那街上的人才多呢，就象是都去赶场，就是没看到有人背背篓…有人哈哈大笑，他也跟着大家笑。

坤伯努力了，但这年他没被评上省里的先，上北京的愿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