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１号会议室》向读者交待了，今天披露的仅仅是一些鲜为人知的情况，所以从容展开、草草收场。希望关心祁贵问题的朋友谅解。

祁贵在看守所里对自己的一生进行了一番深刻的反思，他对笔者说：“由鬼变人，非常艰难，由人变成鬼，那是太容易了。”

祁贵对我说，他误入歧途后，变成了吕黄秋的市委副书记，成了吕黄秋的组织部长。而且信奉一句话，那就叫做“有权不用，过期作废。”就是在这一种没有监督、没有约束的权力背后，祁贵为两百多人转干、提干，每人收两万元；突击提拔了７３名副县级、正县级干部，正县收４万元、副县收３万元。就这一项，他就受贿３00多万元。

不仅如此，祁贵还充当了吕黄秋把国有资产变为私有资产的保护伞。在短短的几年里，他将九家效益好、实力强的国有企业让环球兼并，吕黄秋给他兑现的好处费达１５00多万元。这九家企业是：锅炉厂、化肥厂、市塑料厂、市轧钢合作公司、市钢铁厂、市房地产公

司、国营新城机械厂、国营新城汽修厂、进出口汽车修配中心。以上企业中的大多数已由环球集团向每户赔偿５00万元，从环球集团中剥离了出来。

综观祁贵的历史，他应该是一位正直的好干部。当然了，他跟杨小平的交往应该是他从政生涯中的一段不光彩的历史。就是这一段不光彩的历史，也丝毫不能埋没他光明磊落、爱民如子的前半生。

近年来，许多有识之士都指出，凡腐败者无一不是穷苦出身，因为是穷苦出身，所以随着职务的升迁，贪欲也就越大了。我认为，这种看法还是有失偏颇的，祁贵如果不是吕黄秋精心策划的那个圈套，如果没有儿子撞死吕黄秋情妇儿子那个事件，他的官做得再大也不会有贪欲的。由此，笔者就想，我们的干部政策中是不是再加上一条“过失犯罪”？所谓“过失犯罪”就是在本人不知情的情况下，由于家属等等原因给领导干部造成的过失，而导致领导干部犯罪。这样是不是就可以避免出现祁贵这类干部的犯罪悲剧？

鲁迅先生说：“悲剧是把人生有价值的东西毁灭了给人看。”本来祁贵的人格是较为完美的，可是一个阴谋，一个圈套就把他拉下水了，使他成了一个悲剧人物。从这个角度分析，那就太有点简单了。祁贵的落马，固然有他自己的因素，更重要的是外部的因素。这外部因素除没有约束、没有监督的权力外，就是吕黄秋们的所谓“能量”了。这不能不引起我们足够的重视。你瞧瞧，从目前落马的高级干部中，哪一个不是外界的因素造成的呢？从公安部副部长、副省长到正厅、副厅和正县副县，这些大大小小的领导干部有哪一个不是栽倒在吕黄秋这些大大小小的“能人”手中呢？

没有改革，社会就不能进步。改革开放，势必会泛起一些丑恶现象和污泥浊水。腐败和黑恶势力是老百姓深恶痛绝、也时刻关注的社会问题，也是政府近年来花大力气抓的头等大事，关系到执政党的形象，关系到国家的前途和命运。黑恶势力这颗毒瘤，正是腐败这块土壤上滋生的。没有腐败，就不可能产生黑恶势力；而同时，腐败又充当了黑恶势力的保护伞，使黑恶势力更加有恃无恐，气焰嚣张，致使改革开放中的社会治安形势恶化，人民群众的生命财产得不到保障，党和政府的形象受到了严重的损害。无论是“远华”大案，还是《１号会议室》里的环球大案，都能证明这一点。如何根除腐败和黑恶势力的土壤，正是我们要思考的严肃问题。

于波一口气看完了陈作家的笔记，看看表已经是夜里１２点了，一边沙发上的吴彦强已经睡着了。他下床倒了一杯白开水，喝水时吴彦强醒了。

“小吴呀，你也该去睡觉了。别在这看着我了，我不会跑的。我真是市委书记于波。”

“没事，没事，这是我的职责。”吴彦强揉揉眼睛说。“你肯定知道我的身份了。不然的话，你一个队长能亲自看守我？”

“这，这…”“你如果还是一个有良知的人的话，我以一个市委书记的名义命令你：马上拿我的电话来！我要给大平县县委书记毛二升通电话！”

吴彦强被于波的浩然正气震住了，他不由自主的站了起来，他说：“其实，其实，…”

“其实什么？其实知道我是于波？”

“哼…”吴彦强不敢正视于波的目光，在点头时低下了头。

吴彦强给于波递手机时战战兢兢地说：“于，于书记，千万，千万…”

“你放心吧。”于波打开手机拨着电话说：“我不会说你知道我是谁的。”

吴彦强感激地看着于波，脸涨得通红。

“你怕毛二升给你穿小鞋？”

吴彦强点了一下头。

“别怕，他不敢，还有我呢！”

毛二升的电话终于打通了。

“是毛书记吗？”

“是。你是…”

“于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