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广大的学生、工人、市民自发地聚集在各个交通要道堵截军车的时候，当捷共第一书记、改革派领袖杜布切克及其战友被戴上手铐押往苏联的时候，当大批知识分子逃离捷克的时候，当青年学生“杨”在瓦茨拉夫广场用**来表示最强烈的抗议的时候，吴和权衡再三，选择了在政治上和新的捷共中央保持一致。

他当然受到了重用。

然而，历史是公正的。20年后，捷共成为东欧多米诺骨牌中的一张。理性的、非暴力的“天鹅绒革命”改变了一切。

吴和虽然没有受到严厉的追究，但他失去了原来的职位…他和瓦哈洛娃都成了靠领退休金过活的老人。

汪虹来了，我们的集装箱也接二连三地到了。那时瓦哈洛娃为我们另找了一处房子，三室一厅，离市中心很近，在布拉格三区。汪虹借助瓦哈洛娃的关系，找来了很多客户，那一阵子真是购销两旺，我们成天喜洋洋的。日子过得紧张、无序，但快乐。我们三个人各忙一摊儿，有时连早饭也顾不上吃便出门奔波。每逢这时我就买一大串香蕉扔在车里，饿了就剥一根吃。中午大家都回来了，余阳在厨房主勺，汪虹打下手兼进行英语会话，我躺在客厅沙发里养神儿。经常有这样的情况：饭刚吃了一半儿，甚至刚刚端上桌，电话来了，客户要货，放下碗就得走。晚上对我们来说是最轻松的时候，吃罢饭，喝过茶，如果有兴致的话就开车出去玩儿…去酒吧喝酒，去夜总会看表演，或者去卡西诺试试运气，写意得很。

有一天我回来得早，他们俩都不在。有些无聊，便去汪虹屋里想找本书看。随手翻开一本捷克语教材…她正在努力学捷语…见里面夹着一张写着中文的纸，原来是汪虹的姐夫写给她的便条。

汪虹：

我今天就要去德国了，把账跟你清一下。

1，你去荷比卢德法时留下的20件砂洗衬衣我已经卖掉，是220克郎一件卖的。扣除你的成本2000克郎，共得利润2400克郎。按我们事先的约定，我拿走1200克郎。

2，电话费单已到，共2870克郎。电话我打的比你大概略多一些，因此我们按55%对45%这样的比例分摊，你应该交1291…5克郎。扣除你的应得利润1200克郎，你仍欠我91。5克郎。

3，房东来收房租，三个月共15000克郎，我只住了一个半月，按分摊原则，我应交纳3750克郎，替你交了11250克郎。

4，你共欠我11341。5克郎，请你按今天的牌价27：1付给我美元，我要给你姐寄回去。

一人在外，要多注意身体，我们都非常惦记你。

姐夫

1993年10月23日

我想起当初汪虹听到我说不收房钱饭钱时的惊愕表情。

大家在一起朝夕相处，余阳的气嗓子渐渐改了不少…不能一天到晚贱兮兮的呀。我们的话题愈来愈丰富…对于我来说，每一个在海外闯荡的中国人的经历都是一部传奇，我极其渴望知道他们的故事。如今汪虹就在身边，我断定她一定有不少有趣儿的故事。她并不爱多说话，除非你循循善诱，挑起有意思的话头儿。

在这方面我是强项。

我一点一点地知道了她的全部故事。

她出生在一个知识分子家庭。父亲是天津一所著名大学的教授，母亲是一家大厂的高级工程师。她上边儿只有一个姐姐，大学毕业后留校教书。一家四口儿，倒也其乐融融。

汪虹从南开大学中文系毕业后先分配到卫生局工作，抄抄写写。后来又调到一个区级法院，在民事庭做书记员。

“用‘诸事不顺’来形容我在国内的生活和工作情况，是再恰当不过的了。”她对我说。

先说工作，她在法院和一位女同事共享一个办公室，这位女同事和庭长关系有点暧昧，庭长有事没事总往这屋里跑，俩人眉来眼去，打情骂俏，也不避讳汪虹。汪虹这人死性得很，属于那种南北巷口不知道拐弯儿的人。她看着烦，没少顶撞她。结果是庭长整天给她脸子看，她还不知道为什么呢。

有一天，她刚从财务科领工资回来，正要点，走廊里有人喊她。她随手把工资往抽屉里一放，出去了。

五分钟后回来，钱没了。

办公室里就她和那位女同事，她认定是这女人偷了她的钱，大吵大闹，让她把钱交出来。

女同事本来就不是善茬儿，哭喊着给庭长打了电话。

庭长气冲冲地来了，责问汪虹有什么证据说她偷了钱？

汪虹说：“办公室就俩人，我只出去了五分钟，又没有人来过，你也没来过，不是她是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