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丹巴到日隆县双桥沟，那十几座4000多米的雪山作证，我完全是一名合格的导游，路上讲了几十个段子，一会儿说云南话，一会说藏族腔四川话，托这粉子的福，两对男女游客终于感觉这一回不虚此行。

晚上住进日隆县的四姑娘宾馆，我和小菁已是**，7天的压抑终于得到了报偿。

平息下来之后，我对小菁说“日隆”这名字太好了，像是专门为我们取的。

但当我告诉她，我已经结了婚时，小菁又哭又闹，说我欺骗了她的感情。

我对她说：你又没问过我。

第二天回到成都，已是9日中午，吃午饭时我和两对男女告了别。

他们当时依依不舍，留下联系方式要我们一定去广州、上海玩，那广东女人还送了一支口红给小菁。

回到家周家梅不在，下午我狠狠补睡了一觉，醒来时天已经黑了。

推开窗子我突然发现，大街上人声鼎沸，很多人高呼着口号在游行示威。

发生了什么事？我马上打电话问周家梅。

周家梅在电话里特别激动、义愤填膺，说美国轰炸了我驻南联盟大使馆。然后说明天她们的报纸要出特刊，报社所有编采人员加班到凌晨以后。

我打开电视机，开始关心国家大事。

刚关心了几分钟，就接到小菁的电话。

她在电话里批评我太不浪漫了，这么早就过起了这种世俗的婚姻生活，最后她说今晚一定要见到我。

我想周家梅不在，就让她过来了…情意绵绵地把她送走以后，我躺在床上等到凌晨2点，周家梅还没有回来，我想今天我已交不起“公粮”也用不着上缴，渐渐就睡着了。

第二天上午一醒来，我发现周家梅起得比我还早，一个人坐在梳妆台前，两眼红肿，好像把眼泪都流干了。

问她原因，她什么也不说。

当时我还以为，她可能在为南联盟牺牲的两位同行伤心。

我起床后，去抚她的肩膀，她推开我的手说：“滚开！你让我觉得好恶心！”

真是莫名其妙，我忐忑不安，匆匆忙忙上班去了。

到了晚上，我回到家里，周家梅好像一天都没有出门，还是一言不发。

深夜了，整整一晚上，周家梅没有说过一个字，我虽然还是一头雾水，但已经嗅出了空气中有一种可怕的味道。

最后，在我不断地追问下，周家梅伸出了一只手，她的左手，然后在我眼前慢慢摊开：她手心里是一支“羽西”牌口红。

…这不是她平常用的牌子！

我马上反映过来：一定是李小菁那个臭婊子昨天故意留在我床上的。

“我们分手吧，找到房子我马上搬出去。”周家梅冷冰冰地说。

我盯着周家梅手心里的口红，一句话也说不出来。

我平常就有怕老婆的习惯，实际上凡是讨了漂亮女人当老婆，没有几个男人不怕的。幸亏我当时没有马上说话，才有了抵赖的余地。

我相信在这种事情上必须抵赖，必须旗帜鲜明地抵赖，才有可能最后让女人自己都相信，是错怪我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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只要周家梅没有捉奸在床，我就有抵赖的余地。

要命的是这支口红，它正躺在周家梅的掌心里，看起来像一个惊叹号，我的脑袋里装满了问号：把它栽赃到谁的头上去呢？我绞尽脑汁，首先想到我老妈，不行，她太老；我又想到了弟弟胡向前的女朋友，更不行，她根本不在成都。

最后，我想到了王建南。我假装终于回过神来的样子，这时，我没有合拢的嘴像一个大大的句号，我恍然大悟地说：“哦，这肯定是王建南的他那个老粉子红姐留下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