事哈达为平章政事。

丙辰，蒙古尚书省言：“诸王遣使取索诸物及铺马等事，请自今并以文移，毋得口传教令。”从之。

蒙古改宣徽院为光禄司，仍以乌珍充使。

六月，庚午，诏：“《太极图说》、《西铭》、《易传序》、《春秋传序》，天下士子宜肄其文。”

庚辰，皇子宪薨。

丙申，蒙古立籍田于大都之东南郊，从张文谦之言也。

蒙古禁民擅入宋境剽掠。

秋，七月，复开州，更铸印给之。

蒙古都元帅伊苏岱尔侵光州。

八月，戊辰朔，蒙古筑环城以逼襄阳。

壬辰，诏：“郡县行推排法，虚加寡弱户租，害民为甚。其令各路监司询访，亟除其弊。”

诏贾似道入朝不拜。每朝退，帝必起避席，目送之出殿庭始坐。癸巳，诏十日一朝。

时蒙古攻围襄、樊甚急，似道日坐葛岭，起楼阁亭榭，作半闲堂，延羽流，塑己像其中，取宫人叶氏及倡尼有美色者为妾，日肆淫乐，与故博徒纵博，人无敢窥其第者。有妾兄来，立府门若将入状，似道见之，缚投火中。尝与群妾据地斗蟋蟀，所押客戏之曰：“此军国重事耶？”酷嗜宝玩，建多宝阁，一日一登玩。闻余玠有玉带，已殉葬，发冢取之。人有物，求不与，辄得罪。自是或累月不朝，虽朝享景灵宫亦不从驾。有言边事者，辄加贬斥。一日，帝问曰：“襄阳围已三年，奈何？”似道对曰：“北兵已退，陛下何从得此言？”帝曰：“适有女嫔言之。”似道诘其人，诬以它事，赐死。由是边事虽日急，无敢言者。

兰溪处士金履祥，以襄、樊之师日急，进“牵制捣虚”之策，请以重兵由海道直趋燕蓟，则襄、樊之师不攻而自解，闻者以为迂阔。然履祥所叙海舶经由之郡县，以及巨洋、别坞，难易远近，后验之无或爽者。

九月，庚戌，以黄万石为沿海制置使。

冬，十月，丁丑，诏：“范文虎总统殿前司两淮诸军，往襄、樊备御，赐犒师钱一百五十万。”

台州大水；己卯，诏发仓米赈之。

甲申，以陈宗礼、赵顺孙兼权参知政事。

乙酉，蒙古享于太庙。

己丑，蒙古主归自上都，议立三省。侍御史高鸣上封事曰：“臣闻三省设自近古，其法，由中书出，改移门下。议不合，则有驳正或封还诏书；议合，则还移中书。中书移尚书，尚书乃下六部、郡国。方今天下大于古而事益繁，取决一省，犹曰有壅，况三省乎？且多置官者，求免失政也。但使贤俊萃于一堂，速署参决，自免失政，岂必别官异坐而后无失政乎？故曰政贵得人不贵多，不如一省便。”蒙古主深然之。

闰月，己酉，以安吉州水，免公田租。

十一月，丁丑，以嘉兴、华亭两县水，免公田、民田租。

陈宗礼疏言：“国所以立曰天命、人心，因其警而加敬畏，天命未有不可回也；因其未坠而加绥定，人心未尝不可回也。”

庚辰，诏犒赏襄、郢屯戍将士。

癸未，蒙古命西夏管民官禁僧徒冒据民田。

壬辰，蒙古申明劝课农桑赏罚之法。

乙未，陈宗礼罢，寻卒。

十二月，丙申朔，蒙古改司农司为大司农司，添设巡行劝农使、副各四员，以御史中丞博啰兼大司农卿。安图言博啰以台臣兼领，前无此例，蒙古主曰：“司农非细事，朕深喻此，故令博啰总之。”寻以都水监隶大司农司。

蒙古以赵良弼为秘书监、充国信使，使日本。

丁未，金齿、骠国二部酋长内附于蒙古。

蒙古以董文炳为山东路统军副使，治沂州。沂与宋接壤，镇兵仰内郡饷运。有诏和籴本部，文炳命收州县所移文。众惧违诏旨，文炳曰：“第止之。”乃遣使入奏，略曰：“敌人接壤，知吾虚实，一不可；边民供顿甚劳，重苦此役，二不可；困吾民以惧来者，三不可。”蒙古主大悟，罢之。

蒙古张弘范言于史天泽曰：“今规取襄阳，周于围而缓于攻者，计待其自毙也。然夏贵乘江涨送衣粮入城，我无御之者。而江陵、归、峡行旅休卒，道出襄阳者相继，宁有自毙之时乎？若筑万山以断其西，立栅灌子滩以绝其东，则速毙之道也。”天泽从之，遂城万山，徙弘范于鹿门。自是襄、樊道绝，粮援不继。

是岁，蒙古以应昌府及山东、淄、莱路饥，赈之。南京、河南两路旱，减其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