诸郡违法预催夏税，民间苦之。龚茂良、李彦颖曰：“往年谏官曾论其事，方施行间，户部长贰执奏不行。今年春，言者又及此，版曹复申前说，拘回录黄，其说谓‘递年四月、五月合到行在及折帛钱共六十一万贯，指拟支遣，若不预催，恐至期阙误。’”帝曰：“既违法病民，朝廷须别法处置，安可置而不问！”茂良等因言：“户部每年八月于南库借六十万缗应付支遣，次年正月至三月措还。今若移此六十万缗于四月、五月支借，则户部自无阙用，可以禁止预催之弊。”帝曰：“知此措置，不过移后就前，却得民力稍宽，于公私俱便。”于是诏：“诸路转运司行下所部州县，今后须管依条限催理，如有违例，监司觉察按劾。”

甲申，臣僚言：“今日之郡守为民害者，掊克惨酷是也。赋税有定制，而掊克之吏专意聚敛。下车之初，未问民事，先令所属知县均认财赋，且多为之数，督责峻急。国家法令之设，所以与天下公共者也，而惨酷之吏，非理用刑，或残人之肢体，或坏人之手足，或因微罪而陨其性命，或罹非辜而破其家业。请招宁臣丁宁戒饬，其取民有定制，毋得掊克以竭人之力；犯法者自有常刑，毋得惨酷以残民之生。”从之。

乙亥，幸太学，释菜于先圣，命国子祭酒林光朝讲经，赐光朝三品服。

遂幸武学，著作郎傅伯寿上言：“武成之庙，所从祀者出于唐开元间，一时铨次，失于太杂。太祖皇帝尝见白起之像，恶其诈杀已降，以杖画而去之，神武不杀之仁，垂训深矣。太上绍兴间，亦以议者之请，黜韩信而升赵充国，黜李勣而升李晟，去取之间，皆所以示臣子之大节也。然王翦佐秦，聘狙诈之兵，盖无异白起；而彭越之臣节不终，亦同韩信。至于王僧辩虽能平侯景，然反连和于齐；吴明彻虽能因北齐之乱以取淮南，然败于吕梁，为周所俘，不能死节；韦孝宽拒尉迟之义兵；杨素开隋室之祸败；慕容恪、长孙嵩、慕容绍宗、宇文宪、王猛、斛律光、于谨，或本生边陲之裔，或屈节僭伪之邦，纵其有功，岂足多录！若尹吉甫之伐玁狁，召虎之平淮夷，岂有周中兴之名将；陈汤之斩单于，傅介子之刺楼兰，冯奉世之平莎车，班超之定西域，皆为有汉之隽功；在晋则有祖逖、谢安，在唐则王忠嗣、张巡，忠义谋略，卓然冠于一时，垂于后代。阙而不录，似有所遗，宜并诏有司，讨论历代诸将，为之去取，然后以本朝名将绘于殿庑，使天下士皆晓然知朝廷激义勇而尚忠烈。”起居郎钱良臣亦请取建隆、建炎以来功烈显著者，参陪庙祀。

幸秘书省，赐省官宴。

己卯，诏：“诸军毋以未补官人任军职。”

己丑，知临安府赵潘老进两学修造图，于西北隅建阁安顿太上御书《石经》。帝曰：“碑石可置之阁下，其上奉安墨本，以‘光尧御书石经之阁’为名。朕当亲写。”龚茂良等曰：“自古帝王，未有亲书诸经及传至数千万言者。不惟宸章奎画照耀万世，其所以崇儒重道，可谓至矣。”

壬辰，太常少卿颜度言：“籍田合得千亩。自绍兴十五年给到五百七十馀亩，以备亲耕，续因玉津园等题占拨目，即只二百馀亩。今又踏逐御路，将来或举行典礼，委是窄狭。”帝曰：“御路止是时暂经由，可将见管步亩专充籍因，它司不得亲占。”其后，籍田令赵监言御路系在二百一十亩之内，请依旧令人佃种，从之。

癸巳，知福州陈俊卿乞宫观，帝曰：“前宰执治郡，往往不以职事为念。如俊卿在福州，刘珙在建康，于职事极留意，治状著闻，未可换易，可令学士院降诏不允。”

戊戌，以新知荆南府胡元质为四川安抚制置使兼知成都府。

四川总领所乞降度牒措置备边，龚茂良言：“四川降牒，自乾道四年至淳熙元年，降过万馀，不惟失丁口，为异时患；官卖不行，必至押配与折估之害。名异实同，请不须更降。”

召史浩于明州。三月，乙巳，以为少保、观文殿大学士、醴泉观使，兼侍读。时龚茂良以参知政事行宰相事，因求去，帝曰：“朕以经筵召浩，卿不须疑。”